骑兵女儿这样歌唱“父亲草原”
艺术史表明，在艺术进程中留下重要印迹的画家，无一不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和某种信念的践行者。他们以作品的深厚、宽广和内在意蕴，及整体的浑然苍茫体现出精神的超越性、恒定性，呈现出一种绵长的韵致和不衰的魅力。
就此而言，古今中外，庶几如此。
蒙古族女画家塔琳托娅，是一位勤奋而善于思考的艺术耕耘者，在3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从版画到重彩，她构筑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作品系列，这些作品，丰富而多样，大气而厚重，体现了画家对生活感受体验的深切、对艺术形式语言的敏感、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和坚守，甚至还有一种久违了的理想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情结；这一切，构成了画家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审美取向和价值意义。
一
当孕育生命的大自然，同时又作为画家的艺术主题并成为表现对象时，它必然体现出生命与灵魂兼具的特点，并充溢在画面的点、线、墨、色与意象形态之中；事实上，在塔琳托娅的作品中，是相当注重人与自然的相互渗化的，注重画面构成元素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性、和谐性，以及自然的人化因素和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等内在构成意蕴的。长期的艺术实践，沉淀并成熟了塔琳托娅的审美取向与精神追求，她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对生命摇篮——故乡草原，即蒙古族心目中的“父亲草原”的礼赞与膜拜，因此，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是塔琳托娅绘画最重要的美学追求与旨趣。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因果关系和自身成因的逻辑规律。
塔琳托娅，是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走出来的女军人和女画家，父亲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代骑兵，他把青春生命奉献给了草原，跃马挥刀征战在茫茫草原上，直至终老草原写下英雄一生的句号，而塔琳托娅的故乡草原从此便与父亲的硬汉气质、风骨、血性紧紧相连；“父亲草原”，辽阔悠远、苍茫无限、马头琴声悠扬、长调民歌苍凉，都潜移默化与陶冶着画家的生命与灵魂；可以说，此后的画家不论身处何处何地，她的精神、心灵都从未离开过她的草原、牧人、骏马和歌声，她生命意识亦因此植入了犷悍、威猛、豪爽、无畏的天性因素，使她的女性风采呈现为一种柔中带刚的特点，在生活和艺术中，都见出了她的执著、坚韧与身体力行的品格。
草原风情、草原性格与草原习俗，以及由此孕育的草原精神，都与画家的天赋、秉性联系在一起，更与她的创作休戚相关，因此，画家作品中那一种凝重、一种清新、一种洒脱、一种冷峻中还蕴涵着动感、速度、力量和某种原始野性。从上世纪创作的《乌兰》、《岁月》等作品的清新流畅、韵味悠长的托物言志、情景交融的煞费苦心，到近年的新作《落霞昆都仑》、《金色军马场》、《庄严时刻》、《万水千山》、《胜利锣鼓》等，画家的风格渐变为一种象征性的表现，脱离了三维空间的叙述场景营造，作品构成渐趋简练、概括、大刀阔斧、气势磅礴，平实中见机锋，灵动中见厚重，抒情中见单纯的风格特点。总之，一种混沌粗犷却又暗含细腻柔情的风格在塔琳托娅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渐起的苍凉雄浑弥漫在作品整体的节奏、韵律之中，她的绘画艺术，愈至晚近，愈回归到艺术本质，愈发以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与郁勃生机给人以惊叹，愈加强调感觉式的表达，使她的作品更富有精神穿透力，更富有艺术质感。
二
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画坛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画家，他们书写了中国当代美术史，涌现了一批可圈可点的作品，画家与作品的主体意识空前的得到肯定和扩张。但是，在面对物质化的生存现实，面对重新分配的社会秩序，面对不断被颠覆的人性场景，我们看到一部分画家不断地陷入某种迷惘与失衡的精神空间；缺少思考、缺少发现、缺少真诚，使很多作品，要么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要么是对时尚流行风的简单临摹，要么是借剑走偏锋的逻辑哗众取宠，致使艺术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一严峻与混乱的现状说明，我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找回艺术精神本质与担当，艺术家们也没有对自身作为担当者的角色和使命进行有效的思考与定位。
在此背景下，我们日益见出了塔琳托娅绘画艺术的不同凡响。因为，她的艺术以从未动摇的信念和精神力量，自觉地回应了历史长久的期待，为本民族“伟大传统”的重建呕心沥血和殚精竭虑。是的，优秀作品总是源自艺术家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深沉之爱，对人民的息息相关，对个体精神空间的开拓与守望，这是做为艺术家的最基本条件，如此，才能进一步在自己艺术追求与审美理想中展示出自己才情与表现力。
一般而言，影响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塔琳托娅这样如此看重大自然生命与地域文化特点的画家并不多；塔琳托娅其人其艺术的成长与成熟，首先是草原与马背民族的文化浸润与孕育，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生命自觉与文化的自觉，选择与态度，并成为孕育其风格的得天独厚条件，塔琳托娅以此来看待自己的创作，也以此来解释自己相关的艺术现象。
在作品中，她始终讴歌着自己的“父亲草原”，赋于它以孕育生命的“父亲”象征，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总是出现大块面结构，起伏蜿蜒，悠长的弧形与交叉的斜线组成的天空、大地、云朵、河流与牧人、牛、羊等，给人以博大雄浑、天高地远与粗犷古朴的天籁般感觉。对故乡草原的痴迷如同对父亲的依恋与崇敬，这种蕴涵深切人文意蕴的草原主题类型，首先是做为歌颂对象的、成为绘画主题的，做为精神家园和情感寄托而进入画面的，继而是从生命意识角度切入主题，以象征与表现性手法赋予这一传统命题以生命结构，并探求生命哲学、绘画美学、艺术哲学的统一性的，于是，作品主题获得了更为人文化的深刻意蕴和更为丰富的艺术呈示。
在她的作品《庄严的时刻》中，构图宏伟、气势磅礴、给人以远观阵容浩荡，近看惊心动魄之感；画面中刻画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骑兵，军容严整、整装待发，在静默与肃穆中，接受着共和国的检阅，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出征与厮杀；画家以版画般的简洁、单纯的手法，以明晰的轮廓和造型的冷峻，结合水粉宣纸的重彩效果，表现了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定格的历史图像；画家以静止的画面，雕塑般的骑兵群像式构图，在平面空间中横向展开，体现出一种势不可挡、排山倒海的精神震撼，洋溢着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雄风。为首的指挥官，高挚战刀，雄壮、威严、统帅着他的骑兵健儿们，无疑，他是“父亲”的象征与英雄精神的浓缩。父亲以略高于背后一字排开的骑兵方阵的手法处理，构成了勇往直前冲锋队的形与画面层次感，在前景、中景的雕塑般静默的骑手背后，画家处理如几何体般蓝色弧形的远山，云朵，造成直线与弧线对比，实与虚对比，使军人的暖色与背景的冷色对比，以产生静中有动、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和雄健凛然、杀敌必胜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是塔琳托娅胸中“父亲”的永不磨灭的形象，也是她“父亲草原”宽厚、刚毅品格的折射，并成为她心中永远的“心结”与情怀所在。
塔琳托娅的作品，不论是版画创作，还是晚近的重彩作品，无一例外地重视作品结构中的节奏把握，特别是作品意象构成关系中的内在节奏营造与确定，与此同时，又延伸出作品整体力度与韵律；在《庄严的时刻》中，内在节奏是平稳的，以“父亲”——指挥官为中心的，骑兵战斗方阵基本呈对称性和平面特点展开，制造了接受检阅前静穆的紧张时刻，但这一平稳的节奏瞬间却在凝重的造型、深沉的色彩、二维空间的平面序列中，以及意象符号形态的确定中，酝酿着突变，它们没有透视，只有前后，它们没有时间递进关系，只有空间中的占位，使平面空间按排的画面形式，更具张力。这样的内在节奏表现，让人产生对未来的预期，而空间想象获得空前的延展和扩大。
同样是出于内在节奏的处理和把握，塔琳托娅在《胜利锣鼓》中，营造了强烈的运动感和跳跃式的内在节奏，使整个画面在大幅度的闪回中，把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烘托到极致，近景打腰鼓的陕北汉子，身着白上衣，在画面整体的红黑基调中，成为亮点并十分突出；陕北汉子形象粗犷、威猛、刚毅、坚韧，他呈斜线姿态向画面中心点聚拢，与迎面而来的“舞狮”队伍和中景的欢乐人群，既形成画面构成关系，形成方向的对比与冲突，又形成色彩明暗的对比，在看似对立冲突与不协调中，产生了相对性与不确定性，也产生了内在节奏的跳动与跌宕，然而，由于画家善于运用中间意象介质的调节作用，如远景从左向右行进的解放军队伍，在胜利的歌声中浩荡前行，解放军群体行军的态势的水平化处理，为中景的舞狮群众，前景打腰鼓的陕北汉子的冲突、碰撞与对立，凭添了中介与调节因素，而富于民间意味的造型元素：舞狮中的“狮”、彩球、人物形态，都汲取了平面空间手法和陕北民间剪纸的符号化因素，人物的造型与表现则因为突破了三维空间的制约，而在二维空间中随情绪变化而变化，，因此，获得了空间表现上的自由。
这些作品，远离了写实绘画的逼真描绘和对客观世界的忠实还原，它强调的是，在对主题研究与理解的基础上，关注并强调的是个人情感、情绪的表达，是艺术感觉的表达，是一种出于艺术自觉的回归。
《万水千山》是这样的作品，《肝胆相照》也是这样的作品，《盛装那达慕》更是这样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都不乏女性视角和心理的特点，但画家把握重大题材时的史诗化艺术处理，及“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手法和掌控众多人物关系、以多空间构成于瞬间的独到表达，都显示出凝重、深沉、内在而又生动的质地；足以见出画家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和史诗式作品悲壮、苍凉、情调氛围的营造的审美品格与境界。
在诸多巨幅作品偌大画面空间结构中，人物群体众多却有序，在草原民族的共性表现中却不乏生动的个性，《万水千山》中的红军战士虽面临艰苦卓绝的环境，却不失对北上抗日取得胜利的憧憬和希望；在《万水千山》中，不同于其他同类作品的是，画家不是在还原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而是摒除了文学性的叙事，在事件历史的基础上，撷取并升华了历史事件的片段与本质，进行多空间在同一时间中的共时性展现，在不违背历史事件真相的情况下，进行了场景空间重组，各个空间场景——红军领导人的胸怀大略、坚定信念；后方司令部的千钧一发与指令发出；前线战士的急行军与勇往直前，都在巧妙的空间布局与分割中，获得整体的浑然统一，构成了内与外、时间与空间、思绪与行为的无障碍统一；画家紧紧捕捉了红军长征中历史事件与历史氛围的特定性，强调了困难中的希望、挫折中的信念、低潮中的勇气，远离了“假大空”与“红光亮”的伪艺术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在寻找、发现历史本质中。进行了艺术再创意与再创造，在凝重、冷峻的画面整体与幽暗、深沉的总体色调中，透出的曙光映照在不同空间中的红军领导人和红军战士们的身上；体现了画家所要表现的，不仅是历史事件本身，而重在表现那些改写历史的人们，表现那些谱写了民族历史史诗的先烈与前辈们的不朽灵魂与精神，造型与色彩之间透出的是深深的敬意和缅怀，显然，画家用意不在于画布上的艺术表现，而意在以艺术的方式建立一座永恒的民族历史丰碑。
塔琳托娅在营造画面内在节奏方面显示出她的驾轻就熟，她把长期以来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体验和古往今来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及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情结，都升华为属于她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意象，然后在特定节奏的作用下，形成她豪迈的、充满运动感的艺术表现风格。
在《西风猎猎》、《母亲的草原》、《暮霭》、《桦皮舟的故事》、《金色军马场》、《乌珠穆沁草原的摔跤手》、《森林的精灵》以及《清清昆都仑》、《放马阴山下》、《原上草》、《童年》、《白驹》、《十五的月亮》、《昆都仑河》、《绿色交响》、《草场暮色》、《花季》等作品中，塔琳托娅都以“重归家园”的方式，怀着敬畏之心和丰沛想象力，并以现代人的现代性思考，营造了“父亲草原”的诗意魅力和他的子孙们的郁勃生机。
画家以饱满的形式结构，浸满生命汁液的节奏、韵律和近乎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力，通过草原及其儿女们的意象刻划，对她心中的“父亲草原”的题旨的隐秘性结构进行着极致性的审美演绎，并以此传达出她内心的淳厚情感和宽广情怀。在上述作品中，塔琳托娅运用自己擅长的画面节奏处理，及其张力，以尊重“画之本法”的原则，营造了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她善用长长的弧线、斜线与曲线，对有限的画面空间进行主观、情绪化的水平线的横向展开与分割，而且画面中的线又总是与色彩块面相结合，深色背景与几块亮丽的色块的组接、并置，使置于前景的人物与中景的动物，远景的草原、天空，皆因节奏的舒缓与悠长，而形成天高地阔、坦荡悠远与梦幻闪回的奇异效果。
这是非写实的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其中，在强调结构表现的形式特征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人抵达和谐之境。塔琳托娅用自己的处理手法，建构了一个属于自我的文化环境，也使作品整体建立在丰沛的草原文化气息之中，建立在鲜活而茂盛的大地与旷野之中，作品因而呈现出浩荡、雄浑、波澜壮阔的宏大气势。在画面的点、线、面、色彩的抒情旋律背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某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诗性存在；也就是说，在她雕塑般的人物意象的厚重、坚实的塑造之中，画家并没有让抒情与诗意过度张扬，而是在讴歌、甚至怀念的意绪中，采取了一种轻重相济或以重写轻、以神写形的方式，使凝重的民族精神与豪爽的性格互为依托，共同构成某种特殊的张力，因而作品在整体上不时散发出灵性的力量与光泽。
宽广无垠的草原大地，苍穹万里的高空浮云，流动的马群、羊群和牧民，既是人与世界的厚重关系，又是人与自然的诗性和谐关系，它们构成了画面中的形式、节奏、意象、空间的重量感、密度和形态的具体性、生命感与运动方式，直指精神的质地与大自然的生命节律。塔琳托娅的这种诗性表达保持着天然的人与自然本色与真挚成分，洋溢着与生俱来的天籁之风和原生态特点；这种气质常常引领艺术作品的节奏、韵律不断地沉入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又追踪着现实自身的变化，使艺术表现中的草原题旨——“父亲草原”及其子孙们的生存状态，获得多样性与丰富性，甚至拓展出各种广袤的、意料之外的审美空间；同时，它也激活了画家不断创造的欲望，为不断产生的新的审美理想提供更为自由表达的契机。
饶有意味的是，塔琳托娅的绘画创作始终以“父亲草原”为题旨，以凝重、冷峻、宽厚与坚毅为基调，并在敬畏之中，传达出丰厚而神秘的诗情；画家不经意间描绘的日常景象：天鹅、鸿雁、羊群、麋鹿、飞雪、骑手和套马杆、舒缓的丘陵、静静的河流等等，都平添了“父亲草原”的质地和亲情，这些细节缓解了主题本身的过于沉重与坚硬，并焕发出人性的温暖，使宏大主题，在诗意细节的补充中，平添了灵动的色彩，让人们永不忘记一个古老民族走过的艰难历程和足迹，不忘记曾经的血洒草原的厚重历史，也不忘记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让人为此动容，为此涌起心中的无限情思，而作品的艺术张力亦在此时悄悄形成。
“父亲草原”惊心动魄的往事与现实的生活常态，折射出来的形式美感，在塔琳托娅的作品中凝聚为张弛有效的节奏和点线、色块，结晶为天、地、人永恒的大美图景。在她那里，“父亲草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性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的生存镜像，不如说是一代代生命延续的巨大隐喻，塔琳托娅以自己的礼赞和悲歌，对孕育她生命和艺术的草原表达了无限的情思。
所有这一切，画家都是通过她特有的意象片段或象征符号来指代或完成的。如果说，意象思维本来是绘画的特征性思维，或者说，绘画思维是建立在聚合关系基础上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启情悟义的话，那么塔琳托娅的作品的艺术思维则是建立在组合关系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现实的平行线上的空间链接。塔琳托娅的结构式分割与意象片段的平面组接，则使作品超越写实绘画的局限，以并不客观的把握，升华并渲染了她的艺术主题，使作品靠视觉效果的表意功能和艺术本体的质感获得了更大容量。
三
在塔琳托娅的绘画艺术中，“父亲草原”是贯穿作品始终的总主题，女性画家的视角和女性的人文情怀，使她得以更独特的理解“父亲草原”的内涵与深远意蕴；在作品中，她寻找着广漠草原的历史性辉煌，力求重建自我的精神世界，表现天、地、人的和谐大美，成为她讴歌不尽的诗思和意绪。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跨时空的沟通必然带来了视野的拓展与艺术手法的借鉴与互溶，塔琳托娅的重彩创作，在兼具了版画、水粉、重彩，乃至油画等多门类的表现力和风格特点，她的绘画主题日益突出和深化了天地人的永恒美感和魅力。其不拘小节、删繁就简、大刀阔斧的艺术气度与表现风范，都令人心生敬佩。
绘画同其他艺术一样，都是生命的投射。塔琳托娅的作品是一个“自在”的存在，所以，她的作品总是充实、丰满、枝叶繁茂、元气淋漓的，这种感觉的浑然雄厚、刚柔相济、雄健爽朗、凛然磅礴与一往无前，都指向对“大美”的艺术追求；概括起来，塔琳托娅的绘画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大气概，凡大气概的艺术必出自大丈夫之手，而有此气概的女画家则必为女中豪杰，非如此不能如此刀劈斧凿，气势凛然地结构作品与意象关系，并摒弃轻浅媚俗、无病呻吟的矫情做作。
二、是在传统题材中，以新发现与新的形式、语言表现手法，博采众长、幡然出新、别开生面，给人以心智的启迪。
三、是突破固有规范的限制，打破固有疆界，在“法兼众美”中赋于重彩画以新的外延与内涵，在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中，集众家之长，容纳表达所需的述求。
综上所述，塔琳托娅的绘画艺术证明了她旺盛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命力。她在自己的艺术中，或忧郁、热情，或理想、沉思；都说明她是如此执著与矢志不渝，她的情思是如此饱满奔涌与势不可挡，它们属于她的“父亲草原”，也是属于民族文化基因在她生命中壮观的传承和流淌。
“父亲草原”中的英雄壮举与平凡日常生活景象的双重表现拉伸了作品的意蕴空间和表达场域，使画家作品显示出开阔而又根基深厚的气象，她把对生命挚爱化为笔端形式、节奏，让集时间、空间、感性、信念于一体的灵魂栖居于草原上并守望精神的家园；而作品中的闪回、迭加、并置、错位与对立性的分割，乃是作为精神憧憬与向往的另一种可能性表达，作为另一个视角和维度给我们以启悟而出现。
在画家笔下，“父亲草原”布满生命被时间雕刻的痕迹以及生态生活存在的本真，在这个古老、开阔而又厚重、温热的家园里她审视生活、感悟生命，对流金岁月以及岁月带给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心怀感激。塔琳托娅笔下的“父亲草原”钩连着古往今来，接续了历史记忆的代际链条，让我们得以从艺术与精神两个方面去对她艺术做总体考量，就此而言，塔琳托娅的作品堪称典范。
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父亲草原”，塔琳托娅的“父亲草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只是就一般而言，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共有的生命与文化主题，而塔琳托娅的意义在于，她以绘画的方式把我们带入“父亲草原”，让我们重温历史、重温理想、重温浪漫诗意，让我们意识到，“父亲草原”是永不能忘怀的精神原乡，作为艺术，它展示的是永具魅力的心灵栖居之地，是我们终身行止的最终归宿。
与此同时，我们在其中也看到画家澄明、纯净与坦荡的襟怀和她作为女性艺术家特有的担当。（徐恩存）